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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主任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创始主任、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专委会主委。始终面向病人需求，着力解决我国肝胆肿瘤瓶颈难题。团队自主研发的肝癌诊断试剂获批应用，肝癌早筛临床研究取得突破，等期刊发表论文近400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新团队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是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和吴阶平医学奖获得者。

　　感谢您接受《科学通报》邀约，特别参与此次“巾帼科苑·健康她力量”专题。相信您对“她力量”有着特别的感触。在自身成长和团队培养方面，能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和体会吗？

　　王红阳：我们的团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支持的卓越创新群体，荣获“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称号。团队中女性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比例接近50%。多人次获得“全国巾帼创新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巾帼创新新秀”和“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等荣誉，形成了在肿瘤防控研究中充分展示“她力量”并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队伍。

　　我于1992年初在德国乌尔姆大学完成学业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德国马普研究所生化所的拉斯克大奖获得者Axel Ullrich教授实验室做博士后和课题组长。1997年，带着联合科研经费和多种科研设备回国，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组建了首个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该中心后来陆续发展成为教育部、上海市和军队的重点实验室，并在国家和上海市支持下拓展成为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也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建设的我国第二个科学中心。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联合建设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肝胆恶性疾病防治中的关键瓶颈问题，围绕“预防难、早诊难、治疗难”三大临床挑战，坚持基础与临床相结合、源头创新与特色发展并重，积极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建设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产生许多创新成果，发表了以Nature、Cell为代表的论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自然科学奖等。团队始终高度重视人才梯队建设，特别是女性科技人才的培养，营造开放协作、教学相长的良好氛围，成功培养一批国家杰青优青、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团队的丰硕成果被编入国际医学教科书及临床治疗指南，研发的诊断试剂和老药新用也已在临床使用，切实惠及广大患者。在取得这些重要成果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团队中科技“她”力量的付出与传承。我们团队中有被评为国家优青的二胎妈妈，有专攻类器官库建设的学科带头人，有婚假期间还在实验室奋斗的科技启明星，还有许多充满热情与潜力的女学生们。我常常想，真正的代际传承，是要让更多年轻女性相信：科研的火炬可以和人生的灯火，温暖地交相呼应。

　　我作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四届会长，深入思考小团队发展中充分调动青年女性发展潜力的问题，结合我国女性问题特点，在老一辈科学家支持下坚持传承与创新结合，研究以女科学家和青年女性发展为主题的各类政策，主办各类论坛，展示中国女科技人才的成果与贡献，激励更多女性科研人员勇于创新、走向国际。此外，我们还牵头开展“女科学家进校园”、中小学生进实验室等系列公益活动，以优秀女科学家的生动成长故事、亲身经历激励青年学子，生动展现科技领域的“她力量”，弘扬爱国奉献、求实创新的科学家精神，使女青年在政策支持下自信自尊，轻松上阵，快速成长。

　　王红阳：肝胆肿瘤是我国高发的特色疾病，发病率和病死率极高，是健康中国的巨大挑战。我们团队长期致力于坚持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双轮驱动”，不断提升我国肝癌防控能力，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我们坚信，要降低肝胆肿瘤发病率和病死率必须加强防控，提高早期诊断水平。因此，我们聚焦于肝胆肿瘤的早期诊断与筛查，研发并推广了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最早建立标准化、规模化的肝胆肿瘤生物样本库，并进一步拓展为人体类器官库，建成了肝胆肿瘤精准治疗平台。研发肝癌诊断标志物，发现新靶点。历经十多年，成功研发出我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累计临床应用超80万人次，实现了科研成果向普惠医疗的高效转化。我们牵头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前瞻性肝癌极早期预警筛查项目（PreCar），历时五年，构建的新型肝癌预警模型，可将高风险人群的癌变预警能力提高至传统筛查方案的10~14倍，助力极早期肝癌病人的发现和治疗，有效降低病死率。本团队持续开展个体化药物筛选、新药研发及耐药机制研究，发现了包括抑癌基因PTEN在内的一系列分子靶标，提出了新的肝胆肿瘤分子分型与精准用药新策略，并成功通过“老药新用”破解了胆管癌“无药可治”的困境，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连续发表了论文。这些成果被编入国际医学教科书及临床治疗指南，相关药物也已在临床使用。上述原创发现与转化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肝胆肿瘤早诊早治标准与新方案的建立，提升了我国在肿瘤预防、早诊和精准治疗方面的影响力。团队累计在Nature、Cancer Cell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4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40余项，参与或独立撰写了《癌症医学》和《细胞信号转导基本原理和常用技术》等多部学术著作。

　　王红阳：当前，肿瘤研究正经历一场由颠覆性技术驱动的深刻范式变革。传统的研究模式正逐渐被一系列高精度、高智能、高仿真的新技术和新模型所重塑。例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与机器学习对海量组学与临床数据的深度挖掘，有望实现更精确的肿瘤分型、更精准的治疗反应预测以及更快的新靶点发现。类器官技术则以其高度模拟人体肿瘤微环境与异质性的优势，为药物筛选与个体化治疗提供了强大的临床前研究平台。这些技术的交叉融合，共同推动着肿瘤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单一迈向整合，为实现快速科研突破和临床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再到成果转化，AI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医学的各个层面。在基础研究中，AI可通过分析单细胞测序、蛋白质组学等海量数据，加速疾病机制解析；借助数智模型，推动临床预测工具的转化；还能利用临床诊疗中产生的影像、电子病历等数据反哺基础研究，形成“临床-实验室”双向迭代的良性循环。在AI时代，临床医生的角色正从被动接受技术转向主动参与创新，从“使用者”转变到“共建者”。临床医生应主导需求提出、掌握AI工具使用方法（如影像辅助诊断系统）、理解算法局限性（如过度依赖历史数据导致的偏差），并在AI建议与临床经验之间找到平衡点。

　　医学与AI的深度融合，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医学教育需向“医学+AI”跨学科模式转型，构建适合AI时代的复合型教育体系。例如，增设《医学数据科学》《AI辅助诊断》等课程，培养医生运用AI工具分析影像和组学数据的能力。同时，促进多学科协同，推动医学与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等领域的联合培养项目，鼓励实行双导师制，培育既懂临床需求又具备算法设计能力的“医学AI工程师”。

　　当然，AI在医学领域的商业化与普及仍面临诸多挑战。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并非技术成熟就能自然跨越，它涉及科学伦理、数据合规、临床验证、医保支付、医患接受度等多重新的问题。比如，新的算法和应用如何通过严格的医疗规则和伦理审核？医疗数据如何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共享？AI辅助诊断的结果责任应当如何界定？推动AI真正落地临床，需要政、产、学、研、医多方统筹，形成合力——政策层面需完善监管与激励创新并重的框架，产业界需深耕临床真实需求而非单纯追求技术参数，学术界应加强与临床的对接转化研究，而医疗机构和医生则应主动参与模型构建与验证，共同推动AI从“赋能可用”走向“可信、可靠、可及”，推动双向赋能，让前沿技术惠及医学发展。

　　相信随着技术持续进步与跨领域协作的深化，AI在医疗领域的落地路径将日益清晰。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医工融合为路径的创新型解决方案涌现，逐步构建起覆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全周期的智能医疗体系，在提升医疗质量与效率的同时，也让公平、可及的智慧健康服务安全地惠及更广泛的人群。